北碚区中医院肺病科门诊室，医生正把脉问诊，旁边，身着白大褂，满脸稚气的女孩王丹熟练地录入着病人的病历，再根据医生的吩咐，快速地写下药方，让病人按方抓药，定时服用。这样的“职业”经历，当时的王丹已经做了两年多时间，而此时，她还只是welcome海洋之神中医学院（以下简称医高专中医学院）的一名在校学生。

2016年1月，重庆医高专中医学院开办“中医师承班”，启动中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。王丹和同学们一起，被送到市内多家知名中医院拜师学艺，跟着导师在一线问诊、治疗，这样的教学方式，至今已持续了4年多时间。

为什么要学生不好好在校上课，而是要另择良师学艺，甚至走进临床一线？

8月19日，是我国第三个中国医师节。此前，重庆市卫生健康委（重庆市中医管理局）与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在重庆签署川渝中医药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，如何推动川渝两地中医药发展？如何传承中医将再次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。8月18日，记者采访到welcome海洋之神中医学专业学科带头人，“传承班”的主要发起人和倡导者邓福忠。他给出的原因很简单：“因为中医传承遇到了问题！我们要做的，是想办法解决问题。”

▲谢师仪式

医理

中医为什么会遇到传承困局？

和邓福忠交谈之初，我们便达成了一个共识——这，是一个对外行人难以说清楚的话题。但邓福忠愿意耐心地解释，尽量用最简单、直白的话表达他的理解与思考。于是，51岁，肤色微黑，举止儒雅的中医教授，才和我们开始了这场有些漫长和生涩的交流。

“从理论上说，中医有点‘杂’。”邓福忠说，中医几千年的传承，让它不仅仅是一种治病的技能，而逐渐融入了天人相应、阴阳五行等等文化和哲学思想在其中，中医看病讲究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。多种因素的交集，让中医理论深奥，往往比较“玄”而复杂，医理难明，难于学习。

比如，中医不同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，这些理论通过长时间的实践证明是成立的，但不同理论表面上却往往相互抵触，一个药方甚至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，这也容易让学习者迷惑不解。例如有一个常用药方“白虎汤”，记载于东汉张仲景所著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书里。该方用于治疗“伤寒病”入里化热，形成大热、大烦渴、大汗出、脉洪大的证候，属于书中记载的“六经”诊治体系中的“阳明病”。在清代医家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书中记载了“卫气营血”诊治体系，此方又能治“温热”病证之“气分”病证。

邓福忠认为，中医难于掌握，还与现代人掌握丰富的现代知识有关。

比如已经习惯以“病”为中心，病是客观的，各种检查单能证明给你看。所用的西药，成分单纯，进入人体后在哪一个环节起效，最终代谢生成什么，在分子水平的机理搞得一清二楚。

传统的中医以“证”为中心，治疗用中药。而“证”需要医家去主观感知，而在一味中药中，有叶、花、梗根的不同，化学成分很多，一个药方有几味、十几味药，那么加起来就有无数种成分，这些成分在煎药过程、进入体内后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，以目前的科技尚无法完全地阐释。再以白虎汤为例，它有退烧的作用，成分主要是石膏和知母两味药。石膏的化学成分是硫酸钙，但单独使用石膏，却根本没有退烧的作用，但加入其他药物后，却真实有效。所以迄今而止都没人能完全搞清楚它机理。

“无法解释，并不能说明它没有道理。”邓福忠说，他相信，在科技足够发达的前提下，中医理论一定会有被完美诠释的一天，只是目前人类还无法做到而已。所以，现阶段的中医理论只能遵循既有的理论体系。但由于其流派众多，学生难以将其融会贯通，导致学习中医的学生在理论上难求甚解的情况比较普遍。

“我甚至希望有一个像张仲景似的划时代的人物，综合各家理论，集合百家之长形成一套条例化、清晰化、规范化的理论。但可惜，并没有这样的人。”

▲邓福忠个人照

临床

相对于理论，中医传承更严重的问题，在于临床技能掌握方面。

邓福忠回忆说，2013年左右，他曾到某知名中医大学，期间偶遇一位即将毕业的中医学的研究生。“中医究竟能不能治病？我很怀疑。”对方的话让他无比震惊，一个读了多年中医的同学，居然还能问出这样的“天问”。

要驳斥“天问”实际上很简单。大量中医治愈的病例，甚至统计的大数据，都是强有力的证据。例如去年至今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中药疗法已成为防控疫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，通过统计学处理证明切实有效；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上，中医都有自己独到的功效。

那么为什么学生会如此发问呢？邓忠福意识到，或许这些学生从来都没有参与到中医临床问诊、治疗的过程当中。

参与到中医临床，当然不仅仅是要解决这样有些无稽的疑问。中医用药的特点，往往是一人一方，因人给方。针对类似的病情，如何辨别其中的差异？同样的药物，对不同的病情如何搭配？多用一味药还是少用一味药？用量多一钱还是少一钱？这都是在中医中极其重要的本领。甚至直接导致一些中医用药就“灵”，一些中医却“不灵”情况。

另外，例如课堂上，老师会教授辨别舌像，那么“舌像紫暗”是什么样的？可能学生眼里，看到的舌头明明是红彤彤的，怎么就“暗紫”了？只有亲眼见过这种舌像，了解其中的不同，才能直观理解。再比如把脉中的“弦脉”，可能老师会描述，像“琴弦一样跳动的脉搏”，但脉搏和琴弦显然是差别很大的，只有真的摸过脉，才能理解。

“可以说，如果完全照搬教材，是无法治病的。”江津区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、副主任中医师王忠志表示，例如很多时候，教材上标注的用药量是6克，但到实际病症中用量却需要20克以上，这其中有病症本身的影响，也有人工种植中药材导致的药效影响的因素。而有的中药，在小剂量、中剂量和大剂量使用的时候，针对的病情、病症都是不同的。

再比如，传统的中医传承中，学医的第一步就是熬药，熟悉重要制药过程，如何清晰、泡晒、发酵都有讲究。而在学校中，学生可能很难接触到这部分知识，导致中医不识药，这在临床上是无法被容忍的。

“为什么有人会说。一名好的中医师，都在是看过大量病例的基础上练就的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”邓忠福说，目前很多中医教育，都是在进行理论上的批量复制，而学生的临床实践很差，这将直接导致学生毕业后，空有理论知识，但不能看病，也不会看病的情况。

根据统计数据，通常一名中医专业毕业的学生，要到40多岁，才能有点成绩和名气，而这，已是他毕业20多年后的事了。

▲学生跟着师傅问诊

名师

“传统的中医传承方式，其实和传统工匠手艺的传递是一个模式。”邓福忠说，学徒很小被送到师傅家中，每天都做着端茶倒水的家务杂活儿，认字识文，也要学习采药辨药切药炮制等工作。最后师傅带着他行医开方，传授自己的理论、药方。这样由老师手把手教授徒弟，通常上手很快，一出师便能熟练运用中医药问诊看病。

但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，这样的传授方式，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学校的集中教育，是各行各业的主流。

“中医师带徒的方式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太受到重视。”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全科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、北碚区中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王辉也印证了这个观点。他表示，一方面现在一些进行师承的中医老师水平不高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真正有水平的老师相对较少。另一方面，社会对中医师承的认可度也不高，医院、甚至患者都更看重医生毕业院校和学历水平。但实际上，师承是中医传承中一个很重要的模式。

“我自己就有师承的经历。”邓福忠说，自己算是“科班出生”，但却有幸跟随老师进行了系统的临床学习。1994年，他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。毕业后，他在一家医院当医生8年，2002年后他进入welcome海洋之神附属医院临床一线，但十多年的从医经验，并没有让邓福忠完全解惑，他一方面觉得中医在很多方面都疗效显著，另一方面，他发现中医、中药的疗效并不稳定，在两个同类病症的病人身上，同样的药方疗效可以完全不同。

“理论和临床不能分割，特别是在中医上。”机缘巧合，通过层层考试，他进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师承项目，他得以师承原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周天寒会长，在行医10多年后，当起了学徒。3年半的学徒生涯。老师看病问诊，邓福忠就在旁边记录病症、写方子。邓福忠跟随老师每看一病人开方，都会垫上复写纸，一张方子弄三份，一份给医院留存，一份给病人，最后一份留给自己。

“真实病例、真实处方，看得到的真实疗效，这样的经历太宝贵了。”邓忠福说，这三年时间让他受益匪浅，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完全学不到的知识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他记得，有一年秋天，一个3岁小女孩拉肚子，连续十几天停不下来。家长到一家医院的儿科看病、输液，依然无法控制，孩子每天要拉十几次。最后，孩子的外婆提议吃点中药试一试，于是找到了周天寒。

周天寒开了“胃苓汤”的处方，方子只有九味药，考虑到孩子年幼，药味分量用得轻，一付药没多少“堆头”。结果当天晚上孩子拉肚子的情况基本就控制了，三服药下肚，家属就打电话来感谢，完全治愈。

“利小便而实大便，温阳化气利水，除水湿。”邓福忠说，这样的理论，在西医中是没有的。翻译成白话就是让小便通畅排除水分，而让大便干实。不久之后，邓福忠的一位同事也遇到了长期拉肚子的情况，他便用老师处理的方法，加重了药量，帮同事摆脱了病痛。

▲学生跟着师傅问诊

传承

“并不是说传统师承方式比学校学习更好，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劣。”邓福忠说，师承的优势明显，徒弟上手快，经验更为丰富。但也有相对的劣势，师傅的知识面毕竟有限，并不能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，更别提中西医结合。而这，在学校里能够更好地进行。

那么，能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呢？

2012年学校开办中医学专业，邓福忠在坚持临床的同时，也从事中医大专生的教育。因为自己拜师的经历，邓福忠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能不能让学生们都能够有“拜师学艺”，临床问诊的机会呢？

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老师。“中医需要这样的师承方式，你这个想法很好！”周天寒对他的想法大为赞赏和支持，他表示，做了几十年的中医，他深知临床实践对于学习中医的重要性，没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，是绝对没有办法做一个好中医的。让这些孩子，早临床、多临床，对他们成长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。

邓福忠也将自己的思路上报给了学校和主管部门。秉承着解决中医培养模式单一、中医特色优势不突出、临床实践技能薄弱、忽视学术流派传承等缺陷的初衷，在主管部门、学校等多方合力运作下，重庆医高专中医学院中医师承班在2016年1月正式开班。

“师承绝不能走过场，例如一个老师带几十个学生，这就是无用功。”邓福忠说，他构想的师承班，一定要临床能力强，门诊量大、理论修养高的的一线高年资的中医生担任导师。最终，他们确定了北碚区中医院，铜梁区中医院，永川区中医院，九龙坡区中医院，江津区中医院，江北区中医院六所医院的74名医生作为备选导师。

而进入传承班的学生从入学开始，就实行学校、医院双导师制度，以双重身份进行学习。在医院拜师后，学生们将经历跟师见习、抄方、试诊三个阶段的学习。同时，学校还把临床跟师抄方融入专业课教育中，学校的导师在课程中通过病案分析、病案讨论、学生座谈，指导学生整理学生跟师抄方中搜集的病案，进一步提升理论修养。

邓福忠说，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打破“2年学校学习+1年医院实习”的传统院校教育模式，把医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主体培养功能前移，同时开展学校专业学习和医院跟师学习，促成了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的融合，让学生“早临床、多临床、反复临床”。

那一年，学校特意给毕业生举办了一次谢师典礼。“非常感谢学校和医院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，它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中医知识，积累了更多的临床经验。”毕业生张粟宁师承九龙坡区中医院朱长林医师，在毕业典礼上，她用这样的话，感谢自己的导师。

“为期三年的师承生活结束了，我还记得第一次给老师背诵伤寒论的样子。”毕业生王丹师承北碚区中医院医师王辉，她说，自己从一个学生变成能够独当一面的“准医生”，离不开老师的循循教诲，她将对老师的教诲铭记于心。

毕业生黄煜则说，她很喜欢坐在老师旁边，听他讲病例的时光，希望能有机会，继续跟着老师学习。

今年暑假即将结束，又将有新的一批学生进入师承班，拜师、学艺。邓福忠说，“5年时间太短，师承班还只是一个尝试。我真正希望看到的，是这一批学生，能够在中医领域开始发光、发热。”